2011年10月底,中國國家發改委辦公廳下發了《關於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的通知》,批準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重慶4大直轄市,外加湖北、廣東、深圳等7省市,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。
據《21世紀經濟報道》報道,在此次公佈碳交易試點名單之前,很多省市已經在成立自己的碳排放權交易所或者能源環境交易所,絕大部分都計劃包含碳排放權交易,但已經成立的交易所,多數以企業自願碳排放交易、或操作清潔發展機制項目(CDM)為主,罕有實質性的碳市場操作。還有像成都、寧夏、新疆等地,要麼正在考慮成立相關的交易所,要麼計劃成立上海碳排放交易所分所。這些交易所有的甚至只有一個辦公室、一名工作人員。
圍繞碳交易的嘗試,盡管還難以走出準備階段,但已經不可避免地在中國升溫。
然而在確立為試點的地區或城市,碳交易是一潭難破的冰。
筆者對這些地區的試點主管部門——地方發改委進行了訪問,發現政策決心不小,但各地存在不同程度的諸多困難,其中不乏共性問題。管理機制、基礎數據形成渠道等都尚欠理順。碳交易和碳市場的實施前提——總量控制,無論在發達地區還是欠發達地區,都不同程度上帶來了影響經濟增長的擔心。
如廣東發改委一位人士所說,「沒有可借鑒的經驗,沒有合適的裁判,沒有盡善盡美的方案」。
從目前情況來看,2013年各試點開始啟動碳市場的目標,壓力相當大。
「一家管碳,一家管能源」。
目前,各試點碳交易方案設計都是以碳排放總量目標為前提。因為現在還未出台關於碳排放總量的強制性指標,所以要確定碳交易的法律地位,似乎應當與強制性的能效目標、或指導性的能源總量控制目標聯系在一起,這樣才能形成一個能夠流通的市場平臺。
而總量控制本身是一大挑戰,意味著能耗水平的「封頂」,對能耗與產能產值幾乎成正比的大部分省市的經濟結構來說,也就意味著經濟總量或增量的「封頂」。這與GDP帶動就業、提升地方經濟實力的慣性動力,顯然是有抵觸的。
最近能源局開始討論能耗總量目標,這被視為中國在減排力度和決心方面的最新寫照。然而即使41億噸標準煤的總量目標可以出台,這依然是一個指導性而非強制性的目標,並且指向於「十二五」計劃結束時的2015年。總的來說,總量控制是一個無法迴避、但註定不可能輕而易舉實現的目標。
中國自1949年以來,工業企業一直歸口在工信部管理,傳統的節能工作是其中毋庸置疑的內容。工業和信息化部下屬的各地經濟和信息化工作委員會,一般都主管著節能技術中心等傳統能效管理業務部門。發改委由於統籌管理項目的行政定位,而被賦予了環境資源方面的職能,設有環境資源司。
隨著應對氣候變化問題重要性的凸顯,原來設在發改委的應對氣候變化辦公室升格為應對氣候變化司,與之直接相關的碳減排相關事務,也就很難與發改委剝離得開。
在有些省市地區,如廣東省、天津市等,就形成了經信委和發改委「一家管碳,一家管能源」的格局。當總量控制被提上儀式日程,就很難避免協調難度的提高,有可能會帶來兩個目標的「脫節」,也可能使總量目標的強制性打折扣。
擔心碳交易成為「緊箍咒」。
7個試點,覆蓋了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區域經濟水平及形態。各地均選取了重點用能企業或行業,反映出各自不同的經濟和能源消費結構。
例如,北京市的重點目標,是大型公共建築,熱力行業和製造業。作為人口密集的大城市,這與日本東京的碳交易體系思路相近。廣東的重點覆蓋目標,是當地的四大高排放行業——鋼鐵、陶瓷、電力、水泥,這是由其以製造業為基礎的經濟結構所決定的。
但這些不同地區,都具有對碳交易特別是總量目標限制經濟增長的擔憂。
一位地方發改委官員一語道破個中心事:「地方需要經濟增量,也就是碳排放增量。」。
天津科技大學能源環境與綠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孫振清教授說:「天津發展速度很快,有大量工程在上馬,排放增量比北京、上海要大。」他表示:限制排放總量目標,「不能影響招商引資,不能影響經濟發展」。
而一些試點地區經濟增長速度已經趨緩,「敢於」提出排放總量目標。但還有試點地區因為預計基礎設施建設仍然很多,對於未來排放增長的空間,不希望受到嚴格限制。
廣東發改委的魯姓官員認為:「廣東的區域發展不平衡,粵北山區的經濟水平在全國是最落後的,珠三角地區的經濟水平在全國是最發達的」。這些都是實施總量控制、碳交易制度設計的難點,在一定程度上,也是整個中國基礎情況的寫照。清華大學能源環境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周健認為:「發改委領導對交易的認識越來越清晰,但參與主體的認識有待提高。發改委和參與主體脫節,是一個問題。」此處提到的「參與主體」,主要指的是行業企業,它們是排放主體,卻在碳排放交易的設計過程中,比較少系統的參與和發出聲音。這有可能導致碳交易的出台和之後的執行,會面臨來自企業的阻力。
正如天津發改委一位官員所說:「對於進一步的節能潛力,企業還是有很多顧慮的。」。
此種情形之下,地方發改委置身兩難境地。一位天津發改委官員表示:「主管部門持積極慎重的態度。積極引進市場交易,但也慎重面對新事物。好,則有促進作用;不好,則容易挫傷企業積極性。」。
在出口加工企業集聚的廣東,其擔心是非常真切地的:「廣東是外向型經濟。勞動力價格一升高,企業馬上搬遷。」。
而相互比鄰的上海與浙江、江蘇,在製造業成本方面的競爭明顯,對企業外遷的擔心也是客觀存在的。特別是,如果臨近省市不在交易試點之列,則對「擠出」效應的擔心更加明顯,政策制定者壓力很大。
由此,有的地方發改委提出:對碳交易的影響缺少量化的估計。「希望能夠估計、量化碳交易的成本、碳價對經濟和民生的影響。」。
「無米之炊」?
數據是碳交易實施開展的「米」。 總量目標設計、企業配額分配等等,都需要全面、完整、可靠的數據作為依據。
來自天津發改委官員的描述,是這一問題的生動寫照:「自上而下算出來的數,和自下而上算出來的數,對不上。行業協會報上來的數,和排放清單的數,也對不上。」這是統計口徑和渠道不同的必然結果。
聽打‧逐字稿陳愛君
2012年8月15日 星期三
中國碳交易試點破冰之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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